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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小年的博客

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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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小年:消除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之道  

2008-04-28 02:12:11|  分类: 言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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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小年:宏观政策与经济周期
2008年02月03日 经济观察报 

许小年


  自凯恩斯之后,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,无论是利益不同的社会团体,还是观点相左的学术流派,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肯定,形成多元现代社会中少有的一个社会共识。布什总统最近推出15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,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。我国正在实行价格管制,虽被批评为向计划经济的倒退,但也有不少人认为,此举乃抑制通胀所需,有情可原。

  面对经济周期波动,宏观调控似乎已成为本能的反应,过热降温,遇冷发汗,而波动的根源却无人深究,就像医生只看体温而不问病灶为何一样,发烧就给两片阿司匹林,到底是病毒感染,抑或癌症所致,不在大夫关心之列。以美国为例,在经济处于衰退之际,美联储急忙降息,政治家大谈减税,经济学家争相推出刺激经济的“组合拳”。奇怪的是开方不问诊,很少有追究,这萧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?

  萧条的直接起因是美国金融市场的震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下调,探寻其源头,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。“9·11”之后,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保持低利率的时间过长,导致流动性泛滥。为了给多余资金找到出路,金融机构纷纷开发高风险的业务,次级按揭仅为其中之一。自2007年中以来,次按违约率不断上升,迫使市场重新估计风险,导致次案债券和房地产价格一起下跌,金融资产和地产价值缩水,通过财富效应拖累消费,将经济带到萧条的边缘。

  由此可见,美国经济步入衰退,始作俑者是过度松宽的货币供应,原本应该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,却成了制造经济波动的祸首。实际上,弗里德曼早已用翔实的数据说明,到1980年代为止的战后30多年中,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熨平周期,反而引发了经济的波动。

  眼下美联储以减息应对可能的萧条,无异于用新的流动性缓解过剩流动性所造成的痛苦,饮鸩止渴,错上加错。退一步讲,就算为了挽回经济的颓势,减息作为临时性措施还可以考虑的话,也必须在减息的同时,认真地讨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:如何防止类似次按事件的再次发生?也就是如何避免流动性的再次泛滥?归根结底,如何从制度上管住美联储的印钞机?

  这就带出了一个与中央银行同样古老的问题,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?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,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又应该如何设计?关于目标,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,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币值,也就是控制通货膨胀,对此学界和政界似无异议,争论最大的是中央银行的“最后贷款人”角色。

  所谓“最后贷款人”指央行向处于危机之中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,由此延伸出央行解救金融机构的责任,并进一步推广到动用货币政策稳定金融市场。格林斯潘是扮演“最后贷款人”的大师,在其长达20年的任期内,多次在金融市场震荡之时,减息以帮助市场度过难关。如1987年的“黑色星期一”和2001年的“9·11”。久而久之,华尔街形成了预期,戏称联储的政策为“格林斯潘期权”,意思是股价下跌不必慌,待联储来救,再卖不迟。

 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从通胀的单一目标,演变为通胀与金融市场并重,而双重目标的必然结果就是顾此失彼。“9·11”之后的低利率虽然有助于保持金融稳定,但美联储万万没有想到,过剩的流动性回过头来对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,而首当其冲的,正是当初想要精心维护的金融体系。中国古代先贤所云“人算不如天算”,实应为政策制定者戒。

  世上事有人力所不及,原因在于信息。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今天,若想把握其运行细节,所要求的信息量早已超出了一两个聪明脑瓜所能处理的范围。智慧者如格林斯潘,也不可能知道次级按揭的规模和风险,更不要说预见危机爆发的时间了。正像互联网的世界一样,功能再强的超级电脑,也不可能对网络上的信息作集中式处理,不可能统一调度信息的流动,而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,让信息存储在众多的个人电脑中,由每一台电脑的主人自行决定信息的流量与流向。

  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大和更为复杂的互联网,为了准确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,在最佳的时点以恰到好处的力度干预经济,央行的官员需要多少信息和知识?如果美联储并不拥有更多的信息,如果联储主席并不比市场高明,货币政策极有可能加剧而不是减少经济波动,正像弗里德曼的数据所揭示的那样,宏观政策调节经济往往适得其反。

  在弗里德曼看来,央行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主动和主观的干预,最好的政策是固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,比如说每年3%,以避免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经济波动。对于一心想驾驭市场者,这样的政策建议听起来未免太过消极,殊不知消极乃最高形式的积极,古人云“无为而无不为”,道理恐怕正在这里。

  政府干预未必稳定经济反有可能引发震荡,我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周期波动也说明了这一点。众所周知,我国的投资高峰发生在1993年、1998年和2003年,每五年一次,且与政府换届重合。倘若这并非纯属巧合,其政策含义就不言而喻,当前固然有必要紧缩银根,降低通胀预期,但消除周期波动的根本之道却是政府退出经济,以防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将经济烧到过热。

  看似浅显的道理,为何伟大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竟然忽视了?1930年代的“大萧条”使凯恩斯那一代人意识到市场的缺陷,很自然地建议非市场力量——政府进行干预,以改进市场的效率。凯恩斯于1946年逝世,没有看到他身后的宏观政策实践。弗里德曼这一代人总结了政策的实践,在认识到政府局限性的同时,并未全盘否定政府的作用,而是将政府的职能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小得多的范围内,并将政策的制定从依赖个人的主观判断转变为遵循一定的规则。

  从理论上分析,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,其假设前提为非完美的市场和一个完美的政府,即政府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,政府比市场更为高明,于是得出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。在凯恩斯那里,政府是圣人和超人,而在弗里德曼这里,政府是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,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,只具备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认知能力,政府如同市场一样,也是非完美的。两学派政策建议之所以不同,根源即在于此。

  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的流行是因为它迎合了所有人的心理,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,政治家以救世主的姿态向选民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;经济学家以先知的身份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;为柴米油盐而烦恼的大众则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与未来的希望。

  理性不以人们的好恶为标准,因而是令人讨厌的,不是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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